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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人丨姜波：书记一晚陪五场酒的“基层政治生态”
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作者简历
姜波，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。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。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，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，七次获中国新闻奖，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。2016年特邀入选新一届全国记协理事。主要著作有《魂归何处》《惶者自白》《女性与犯罪》（与姜伟合译）《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》等。
书记一晚陪五场酒
背后的“规则”
——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（36）
作者：姜波
2000年5月2日傍晚，我们报社几个同事及家属一行十几人从神农架下山，落脚于湖北房县城关镇县政府招待所，并与从十堰赶来的报社湖北记者站站长魏劲松会合。
“抱歉抱歉，来晚啦！不过，实在没办法。实话实说，跟你们一起喝酒，已经是我今天晚上陪同的第五拨客人了。”我们正边喝边聊之际，房县县委书记盖卫星赶来了。
这个中年汉子，黝黑的面庞，憨厚的笑容，朴素的衣着，一看就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实在人。落座后，他就打开了话匣子。
一晚上5场酒？我大吃一惊：这身体受得了吗？
“没办法。迎来送往，真是不计其数，又赶上‘五一黄金周’，人来人往，各路‘神仙’都得陪好。
“尤其是上级职能部门的，哪怕是普通科员来了，我这个县委书记也得亲自出面陪酒，因为实在得罪不起。要是人家觉得受了冷落，这事就大了——可能一笔资金就泡汤啦，可能一个好项目就夭折在规划之中啦，可能上级一纸批评文件就下发啦。除了到上边开会，几乎天天都是这样。唉，县委书记这活儿，下挤上压，真难呀！
“不过，咱们喝酒不一样，因为魏站长是好朋友。所以，放在最后一拨，可以多聊一会儿。”
“不至于吧。不是有句老话说，‘县长，县长，半个皇上’吗？您毕竟是房县的老大呀，谁敢挤呀。”我半开玩笑地询问道。
“此话差矣！”43岁的盖卫星， 4年前从湖北省竹山县调到房县担任县长，一年后接任县委书记。
“我们房县是鄂西北的山区县，50万人，5000平方公里，经济相对落后。我是县里的一把手，应该是权力很大吧？其实不然。我只有有限的权力，却负有无限的责任。银行、邮政、电信、工商、税务等实权部门，都是从上而下的垂直领导，而我们那点儿财政收入只够吃饭的。但是，我的责任却是无限的。
“你看吧，计划生育没完成，是我的事；儿童入学没达标，是我的事；道路不平出了交通事故，也是我的事；就连天不下雨，我也有事，因为水源不足，我的小水电就成了问题。没有几个晚上能睡安稳觉的。
“天不下雨，我睡不好觉；天要下雨，我一晚上就别睡啦。我得跟气象站反复确认，会不会有大雨。如果有大雨，中小学就可能得停课。因为山区路况不好，孩子们的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如果有孩子在上学路上被大水冲走，我还能干下去吗？
“现在，很多方面是‘一票否决’。一旦出事，我这个‘七品’乌纱帽就会被摘。但是，收入却比较低。同样级别的干部，在十堰市区每月工资一千元左右，在我们这里只能拿到四百多元。”
盖书记“如数家珍”——“且不说，你必须琢磨社会经济如何发展，能更上一层楼；就说保证这50万人的吃饭，就是让人头疼的事情。我一睁眼就得想‘三张嘴’要吃饭。
“一是机关干部这张嘴。以前全县有机关干部一万四千人，每年的工资就不堪重负；我们下大力气，压缩了四千人。二是县办企业。办企业本是为了赚钱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这里的企业，效益好的不多。大小企业加起来有一万多人，效益说得过去的，也不过四五千人。怎么办？只能通过调整来消化。三是贫困人口。我们这个县现在还有五万人左右，由于自然条件恶劣，靠自己吃不饱饭。我们扶贫攻坚，加上少量必要的移民，让他们早日过上好日子。你说，这‘三张嘴’是不是时时刻刻在‘挤’着我？”
酒桌的气氛有点儿低沉。这时，魏站长跟盖书记碰了碰杯。“盖书记跟咱们不见外，发发牢骚，说说心里话。其实，他是很玩命的人，工作是很出色的。这几年，房县变化很大，在省里是挂了号的。”（后来的实践证明，魏站长说的不是恭维话。几年后，盖卫星就被调入十堰市政府，后又被选拔到省政府机关工作。）
“过奖过奖。工作出色谈不上，只能说还过得去。”盖书记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。“我是从基层干上来的，就是现在当县委书记，也还算是基层吧。理论水平不高，可能有时会犯错误。但我了解群众的甘苦，了解群众的需求。我要对上负责，更要对下负责，争取为群众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。我有三句话，也是我的宗旨：‘管好一片天，种好一片地，造福一方人’。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的抱负和志向，能带领这50万人，一定程度地改变这5000平方公里土地的面貌，就知足了。反正一句话，基层工作难干，希望人们多给予理解。” 看得出，盖书记不是说大话的人。
夜深了。盖书记告辞了。
我心里挺不安的。我们此行纯粹是到神农架旅游在此地过夜，竟惊动了人家“最高首长”，而且盖书记在“黄金周”期间迎来送往那么忙碌。
“他得来呀，甚至是必须得来呀。你不必有心理负担。”魏劲松站长宽慰着我。
“为什么是‘必须’？”
“我们俩是好朋友，他今天晚上是冲着朋友的情分来喝酒的。我来了，他在家，如果不见个面，那不是找骂吗？”劲松和我边走边聊。
“为了你这个朋友，盖书记今晚多喝了一顿酒。”我随口应和着劲松。
“你外行啦！” 劲松和我是多年的朋友，他说话一点儿也不见外。劲松这人热情、坦诚、心细、社会交游广，业务能力强，获得过中国新闻奖一等奖，还经常写几首小诗。
“如果抛开我和老盖的朋友关系，按官场的规矩，他更需要露面，否则就有些‘犯忌’啦。”
“请细细说来。咱就是写稿子的，又不是能决定人财物的实权部门。他为什么非陪不可呢？”我有点儿好奇。
“这可能你就不了解啦。本人的位置——中央三大党报之一经济日报的省站站长，是属于同省市领导和各职能部门都能说上话的人（劲松担任站长多年，在湖北上上下下的‘人头’极熟），而且可能跟一些主要领导关系很熟很铁。这样，市县的干部们都会掂量掂量。
“当然，我说好话对他们的升迁也许并不起什么作用，但如果我说句不好的话，他们的政治前途很可能就要‘减速’啦。
“不过，我从不说别人坏话。再说，我们是中央机关在属地，跟人们基本上没有利益冲突。何不成人之美呢？
“你说，他能不来陪酒吗？这就是基层的政治生态。”
我的妈呀！这“学问”，够我琢磨一阵子的。
外一篇
东北特钢
4任董事长都没有善终
——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（35）
赵明远被“双规”的消息使我大吃一惊。
尽管他已经退休4年多，尽管我与跟他没有深交，并且好几年没联系了；但他在我脑海里的记忆很深很深。
第一次见赵明远是2000年3月，圆圆脸庞，面带微笑，中等身材，利落精干，一看就知道是长期在一线车间摸爬滚打出来的。那时，他是大连钢厂厂长。（东北人似乎特别偏爱“厂长”这一称呼。在东北企业采访，老板的名头明明是董事长或总经理，但其手下人还是习惯地称厂长。）
1905年建厂的大连钢厂是中国特钢的摇篮，国家先后给大钢投入了1.1亿元，大钢则向国家上缴了27亿元利税；大钢先后援建了大冶特钢、贵阳特钢、陕西特钢、陕西精密合金等企业。
但是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大钢却成了行业里最困难的企业，当时人们认为大钢非倒闭无疑。因为院子里已经没了电话，暖气被掐了，买料买油没钱，将近一年没发工资，已到破产的边缘。这时，17岁就进厂学徒的赵明远临危授命，出任总经理。
赵明远上任一查，厂里竟有58个寄生公司，用大钢的厂地、材料、资金，却一分钱也不交；有些车间主任几个月不上班，帮助别人用大钢的料，建了78个小钢厂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全部开除。赵明远整体关闭了锻钢、三轧、铸钢、钢管等车间；关闭了大多是安排干部子弟的500人的医院；4个食堂上千名员工全员下岗，然后再公开招标；一所中学、一所小学、两所托儿所，转交给市政府。
拆了庙就得减和尚，没办法，不大面积减员，企业必死无疑。1996年裁员2000人，1998年减员7000人，其中有1个月就下岗5000人！干部三人下两个，工人两个下一个。有半年时间，赵明远几乎每天都被员工堵在办公室，甚至上千员工聚集在广场要求对话，气氛是剑拔弩张。此时的赵明远明白，只能硬着头皮顶，坚决不能退，一退企业真就可能完蛋了。经过两三年的“整理”，国有职工从14800人减到6900人，大集体职工从5000人减到700人，4年里开除了460名违法违纪人员。
壮士断腕！破釜沉舟！这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、把企业视为命根子、永远精神抖擞的东北汉子！
不过，这个赵明远还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，就是满口脏话，几乎每句都带一个“我X他妈”或“X养的”。
由于赵明远们的努力，更由于大钢赶上了国家的特殊政策，把优势车间组成股份公司上市，筹资4.8亿元，债转股兑现7个亿。人均钢产量由1995年的21吨，上升到1999年50.5吨。
大钢在2001年终于扭亏为盈后，辽宁省政府有关领导希望赵明远能兼任抚顺特钢的一把手。抚顺钢厂始建于1937年，曾是我国实力最强的特钢生产企业，经营规模和生产能力都比大连钢厂大一倍，而此时累计亏损15个亿，濒临停产。
2002年，大连钢铁集团与抚顺特殊钢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重组，成立辽宁特钢集团，由赵明远执掌。
后来听说，赵明远主动找到黑龙江省政府有关负责人，愿意接手已经于一年前停产的远在齐齐哈尔北满特钢，尽管该企业负债20多亿元。
2004年9月，辽宁特钢和北满特钢重组为“东北特钢集团”， 一个年产300万吨特钢、销售收入可超过100亿元的“中国特钢航母”横空出世。
2009年8月，赵明远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，向我讲述了东北特钢艰辛的改革历程。他讲北满特钢地处北国边陲，由苏联援建于1957年投产。但是，干部职工的思维状态好像也还停留在那个年代。他毫不客气地开除破坏设备的职工以压邪气，尽管求情的人一大堆。他讲1937年日伪时期建成的抚顺特钢，在厂里留守的人一个月才开160元钱，那也坚决抵制下岗。成群的工人，油滋麻花的棉袄上系条草绳子满街转悠。他义无反顾地减员增效，关闭了生产末端产品的几个分厂，一次性分流9400人。即使有人跳楼酿成几百名职工要群体去北京上访，他也毫不退缩……
赵明远达到了事业的巅峰！
他踌躇满志，春风得意，大展宏图，指点江山。他讲省长如何关注他，他讲如何争取到什么政策，他讲如何扭亏为盈；他点评宝钢老总犯傻，他嘲讽鞍钢经营短视，等等；但很少说到大连的企业及大连市政府。作为一个企业家，他似乎已经走出大连，甚至正在走出辽宁，是不是期待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家央企的一把手（我后来懊悔自己采访中没有直接向他提出这个问题）？
这个赵董事长好像一个燃烧着的人。他身上有一种死地而后生的狠劲儿，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雄心壮志。但我强烈地感受到的却是一种野心，一种似乎不可遏制的野心，一种成功后的“草莽英雄”要扩展更大地盘的野心……
我无法评判这种野心的功过是非。
2015年4月，62岁的赵明远“功德圆满”。由来自鞍钢的杨华接任东北特钢董事长及其下属A股上市公司抚顺特钢董事长。
杨华是我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时的同学，2006年我们在一起摸爬滚打了一整年。
杨华，中等身材，面带春风，白里微红，温文尔雅，看上去像个大学教授，而且他的确曾有副教授的职称。他是从鞍钢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兼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书记、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任上调任东北特钢的。
我对杨华去东北特钢，感到有些意外。
因为在我的认知里，按国企高管流动的惯例，鞍钢副总级别的企业干部应该去更大更好的企业。东北特钢尽管块头不小，且账面上看已经扭亏为盈，但我认为还够不上一家好企业，更称不上为优秀企业。因为几家企业重组在一起，要把暗藏的“地雷”彻底排除，要真正形成令行禁止上下一心的企业文化，至少需要五六年的时间。至于要把几家分设在不同地域的老牌国企整合顺达，则需要更多更长的时间。
杨华上任后有次到北京开会，与几个同学匆匆忙忙见了一面。我与杨华相约，在合适的时机到大连或是抚顺与他好好聊聊。但是，万万没想到就任不到一年，就赶上东北特钢的债务危机，54岁的他竟然自我了断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坊间舆论分析道，赵明远在任时的东北特钢已经千疮百孔，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，甩给杨华一个烂摊子。
据说，这与大连特钢搬迁有关。2007年，东北特钢成立后不久，大连特钢因为环保问题，需要整体搬离大连市区。新基地的总投资被确定为56.4亿元，其中约40亿元来自于大连市中心老厂区的土地出让金，其余部分则由公司自筹。负债十几亿元，对东北特钢这样块头的企业本来说，也没什么太大的风险。但是，大连特钢在新基地的建设过程中，赶上了“4万亿”，赶上了振兴东北，赶上了钢铁行业振兴计划，结果投资规模急剧膨胀，项目竣工投产时，实际投资额达156亿元。为企业升级改造，东北特钢投入了300多亿元。最终，东北特钢总负债竟达500亿元之多。
杨华呀，杨华！我为你扼腕叹息！
为什么要离开鞍钢？为什么去接手那么一个烂摊子？也许是组织安排、临危受命？再说，别人挖下的大坑，即使你填不上，也有情可原，因为你刚接手不到一年。可是，你以这种惨烈的形式能证明什么？你可能像爱惜羽毛一样珍重自己的声誉，但你的自尊心是不是强到了一种洁癖的程度？
杨华去世后，东北特钢累计出现了九次债务违约，违约债务总计约58亿元。
2019年 2月，退休近4年的赵明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“双规”。曾经的一员改革猛将呀，多么可怕的蜕变！这世道真是让人看不明白。
2019年7月，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抚顺特钢立案调查，因为该企业几年里虚报利润19亿元；先后接任的两任董事长被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。
东北特钢4任董事长中，没有一个“善终”。呜呼！
东北特钢被爆出连环债务违约，被迫走上破产重整之路。由于辽宁省政府财政处境的艰难，已经无法为东北特钢提供财力支持。2017年6月，民营企业沙钢集团正式入驻东北特钢，出资44.62亿元，持有重整后东北特钢43%的股权。
曾是“三颗国家掌上明珠”的东北特钢的老板，由辽宁省国资委变成了民营企业家。“钢铁沙皇”沈文荣能否带领东北特钢实现真正的涅槃重生？
据相关媒体报道，重整后短短两个月，东北特钢就实现了扭亏为盈，铁、钢、材的产量均比混改前大幅度增长。2021年，营业收入达到100亿元。
国企呀，国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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